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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的农民 种田的先生
2018-02-06 22:14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张舒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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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德明在干农活。 受访者供图

 

法治周末记者 张舒

学校上课、回家务农,马德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忙碌。

这个现年54岁的回族汉子,和妻子杨素梅一起,一个做代课老师、一个做义务厨师,守着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寨科乡湾掌村阳井沟教学点整整24年,却自始至终没能获得一个正式的编制。

他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也没办法转正了”。

1500元的月工资要养活一家五口还要补贴学校,马德明的钱袋子很是拮据。实在没法子时,门口一亩三分的麦田是他最后的希望。

但新一茬的小麦刚刚播种,还没能显示出生命力,空荡荡的田埂如同他摇曳不定的未来。

麻玉兰的心里要轻松些。

如果是公办教师,她今年就该退休了。但作为代课老师,她的去留不由年龄决定。

“我们谈什么退休还是不退休,只要孩子们有需要,那我就会一直教下去。”她离不开村里的孩子,村里的孩子也离不开她。

55岁的麻玉兰原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吉卫镇机司村的一名村民。

吉卫地处云贵高原东北边陲,平均海拔880米,有20个村,麻玉兰在其中5个村做过代课教师。

所谓代课教师,是指那些在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

1984年年底以前,他们曾被称为民办教师。1985年,在全国“一刀切”不再允许出现民办教师后,不少偏远贫困山区因财政困难而招不到公办老师时,这些填补在缺口的临时教师,开始被称为“代课教师”。

这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即便没有任何“名分”,却也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

他们的身影遍布中国偏远、贫困山区,与正式公办乡村教师一样,坚守于乡村一线,保障着一代又一代农村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但却像“置身”于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薪水甚至不及公办教师的三分之一。

马德明常常自嘲,自己是“教书的农民,种田的先生”。

 

最初的选择

 

教师,并不是马德明的第一份工作。

1993年回到老家寨科乡之前,他曾在解放军驻甘肃省张掖市某部队防化连服役。

马德明始终记得,在自己结束十年军旅生涯回到家乡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贫穷与落后。

“当时真的是思绪万千。”马德明说,“我离开时阳井沟什么样,回来竟然还是那个老样子,一成不变。”

阳井沟教学点属固原市原州区东部山区寨科乡湾掌小学,距离马德明家只有226米。

他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时光,都是在这个不大的土坯教室里度过。

由于地方偏僻、经济落后,阳井沟的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公办教师。

“就连临时代课老师也是来来去去,一茬接一茬的却没有谁能坚持教下去。”马德明回忆道,艰苦的生活条件很难吸引乡村教师进驻,阳井沟教学点办办停停、停停办办,“到后来几年实在没有老师的时候,学校大门就干脆用一把铁锁锁上了。”

马德明初回家乡时,教学点已没有老师,许多适龄儿童失学在家,小小年纪就当起了牛倌和羊倌。

“我的一辈子就这样了,但不能让家乡的孩子们在走我的老路。”于是,19939月,29岁的马德明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找到寨科乡学区教育专干受成山,自愿请求到阳井沟教学点当代课老师。“我想要为了家乡的教育事业做点贡献。”

彼时,正赶上秋季开学季,马德明和湾掌村小学校长杨富、村干部马玉祥一起,用一把大铁锤砸开了阳井沟教学点大门上锈迹斑斑的铁锁,也翻开了他在阳井沟教学点担任代课老师生活的第一页。

然而,大门打开了,教学点的衰颓却让马德明始料不及。

三间土木结构的教室里,老砖墙上张牙舞爪的裂缝足够让麻雀畅行无阻,窗户的玻璃被打成碎片,仅有的6张课桌和5把椅子也摇摇摆摆,甚至连一个取暖的火炉都没有……

糊窗户、补墙缝、修桌椅,拾掇干净了课堂,马德明开始一家一户去动员家长,把孩子送来教学点上学。

好话说了几大筐,最终也只招收到了12名学生。

麻玉兰的情况也没有尽如人意。

1986年,在吉卫镇机司小学任幼儿教师的麻玉兰,年工资只有200元,每年年底由镇政府发放。

学校硬件设施简陋,集不齐修缮费用的麻玉兰不得不把教学点搬去了学校周边的农户——麻志云家。

没有课桌就借农户家的板凳,没有椅子,就用砖头垫上碎木板坐……

“当时条件虽然艰苦,但整天和那些活泼可爱的孩子们一起,就觉得工作很充实,很幸福。”麻玉兰说,她其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可以和村里的孩子一直这样学习、唱歌、跳舞地生活下去。

然而,没过多久,一纸调令便打乱了她的预想。“学校决定调我到另一个学校——白岩小学教低年级学生。”

从机司村家里到学校要步行5公里路,为了不影响教学,麻玉兰选择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去住校,“这样才可以集中精力教学,有充足的课余时间丰富自己的学识”。

31年的乡村教育生涯里,除了代课老师,她也是保姆、厨师、修理工、清洁工……照顾学生饮食,雨雪天护送学生回家,都是她最平凡的日常。

机司、白岩、大老排、如腊等大山,都留下了她跋涉的足迹。

 

最后的坚持

 

1998年春,麻玉兰曾在吉卫镇的夯来小学任教。

夯来小学是吉卫镇最偏僻的一所小学,学校很小,只有一个班,8名学生,隔年招生,生源主要来自夯来上下两个自然寨。

原来的年轻女教师,因为条件艰苦,不愿继续留在村里教书,选择出门打工。

“得知可能被撤点并校的村民们,纷纷来求我到村里教孩子们。”在她的记忆里,三间瓦盖的小木房,用竹枝混杂牛屎木柴围成的墙房,几张破旧的课桌椅摆放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就是最初映入她眼帘的夯来校舍的样子。

下雨天时,屋顶会滴嗒漏雨,浸湿了整个教室。

于是,架上木梯上房改瓦,甩起铁锤修补课桌,都成了她教学之余,要承担的体力活儿。

由于交通不便,每天早上6点,她就要从家里背上柴火,步行4公里的路,到达学校。而抵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学校周围打扫一圈,把夜里出现的牛屎、猪屎清理干净,才能开始一天的工作。

晚上回家后,除了备课,批改作业的工作外,她还要给卧床不起的婆婆做饭、煎药、洗澡。

山路弯弯,让麻玉兰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从家里到学校,走马路要绕大弯,花上3个小时。”麻玉兰嫌远,带着镰刀和叉子,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在山间砍出了一条上学放学的小路。“这条路近多了,只要一个小时就能到学校。”

有时,在路上走累了的麻玉兰,会在山路旁的一块石头上歇歇脚,唱一会儿苗歌:“小小的一棵山梅,虽然小,但很甜。”

“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困难来了就解决,没什么苦恼的。”麻玉兰说。

困难也没有打倒马德明。

1995年,固原县东部山区遭遇了春夏两季的大旱,农民种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马德明就利用周末,骑上自行车奔波30公里的山路到临近的三营镇集市上去买黄米。

一斤黄米8角钱,一个月40元的工资不多不少刚好能买上50斤黄米做为全家的口粮。

然而好景不长,马德明教学点的工作刚有起色,便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冲毁。

“那是1998年秋天,雨下得又大又频繁。”马德明还没来得及修缮漏水的墙面,不堪重负的破旧教室轰然倒塌了。“我当时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去乡政府反映了情况,要求尽快重建教室。”

但由于缺乏资金,教室迟迟没有动工。

为了不耽误学生正常上课学习,马德明选择把四十多名学生带到自己家里办学。

然而,两间土木结构的房子、两个土窑洞,一家五口的正常生活之外,几乎找不到空地维持基本教学。

无奈之下,马德明把十二张课桌凑合地挤进了一个圈驴的小窑洞里。

就这样,16个孩子的读书声,从小小的驴圈里琅琅传出,久久不息地在屋后大片空旷的田野地里回荡。

直到20009月,寨科乡政府筹集了15000元人民币交给马德明重建学校。时隔两年之后,阳井沟教学点的工地终于开工了。

虽然精打细算,但是资金还是严重短缺。

为了节省开支,马德明的妻子、弟弟、妹妹也开始到工地帮忙卸料、转料、垫地基……

仅仅十二天时间,三间砖木结构的新教室就拔地而起了。

新教室交工那一天,马德明抹着眼泪在屋子里转悠了很久,“当时也没想什么,就觉得我绝不能离开,多艰难都要坚持一直这么教下去”。

 

曾经的犹豫

 

然而,在代课教师的身份之外,马德明还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一家五口、吃饭穿衣,样样都需要花钱,长势缓慢的工资渐渐入不敷出。“到2006年,我的工资才涨到每个月300元。”马德明解释道。

这一年开始,除了耕种自己的土地之外,他开始利用节假日外出打工,补贴家用。

2008年国庆节,在河川乡腊家阳湾的一个山峁上,马德明挥了7天的铁锨,挖了几百个树坑。当假期结束拿到820元工钱时,已经年过不惑的马德明感慨万千。“就觉得现在的钱真好挣啊,打7天工挣的钱都比在教学点两个月领的工资多。”

马德明有些犹豫自己当初的选择。

“那一刻确实是有了放弃教师工作的想法,但当我再回到村里看见孩子的时候,又不忍心丢下他们不管。”马德明深信,要想改变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就得从娃娃的教育抓起,得读书!”

20118月,原州区教育局把寨科乡湾掌村小学阳井沟教学点确定为原州区三个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学校之一。

做为原州区唯一的一个把教学点做为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学校,马德明除了日渐加大的压力,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

由于无暇分身,马德明把家里的6只羊全部都赶到了寨科乡的街道集市上买掉了,自己种的6亩胡麻,只能以每亩100元的工钱雇人收割,半亩扁豆因为没有顾上拔,扁豆籽全部掉在地上发了芽,而在8月份学生放暑假期间,他也再没有一分钱工资可拿。

2012年春天,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各种物资都已送到镇上,需要马德明去领取。

半个月一次的会议加上在路上取早餐鸡蛋,马德明每周至少都要出门两次。每次出门,学校的教学工作就落在二女儿马英的肩上。

“我们全家都是教师,可惜只有我一个人能拿工资。”马德明很乐观,“阳井沟的娃娃能够就近上学,上好学,就是我一直这样苦撑的目的。”

如今,马德明已经在阳井沟代课20余年,工资也磕磕绊绊地涨到了1500元,他已经很少再去想“转正”的问题。“这样也挺好,能一直陪着这些孩子长大,也该知足了。”

 

转身的困境

 

只是,代课教师这一身份的不确定性总让马德明有隐隐的不安感。

其实,2006年,教育部曾提出,为提高农村教育质量,要在较短时间内,将全国余下的44.8万人的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对于其中学历合格、素质较高、取得教师资格的代课人员,可以通过考试取得正式教师资格。

此后仅一年时间,全国中小学代课教师数量便已从58万人下降到37.9万人。

彼时的马德明,因为教龄少了半年而失去了这唯一的一次机会。

“对于乡村教师这个群体,国家政策一直是很明确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教师的补充和义务教育制度的逐步完善,国家对已有的代课教师要逐步清退已成定局。

事实上,早在2001年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国务院就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了“坚决辞退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逐步清退代课人员”的要求。

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情况是,像马德明一样,相当一部分乡村代课教师并不符合国家规定的代课教师转正考核资格,转正希望渺茫,生活依旧艰辛。

20167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开展落实中小学教师待遇政策自查工作的通知》,将“妥善解决原民办代课教师问题”置于首位。

不过,杨东平认为,编制问题不解决,就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代课教师的困境。

“代课教师转不了正,主要是教师编制不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些教师编制被行政人员占用了。”杨东平提出,要想解决代课教师的问题,核心是编制问题和财政供给。“这一点,山东省已走在前列,经验很值得借鉴。”

2015年,山东省政府发布了《山东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次年,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有关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实施办法》和《意见》强调,要按照“总量控制、统筹城乡、结构调整、有增有减”的原则,建立县域内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总量控制、动态调整机制。

在统一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基础上,向规模较小农村学校倾斜,对年级学生数达不到标准班额数的学校,按班师比配备教师,小学每班2.4名、初中每班3.7名;承担教学改革任务或育龄女教师较多的学校,按不超过5%的比例适当增加教师编制。

《意见》还要求,对总体超编,但学科结构性缺员的县(市、区),统筹其他事业编制设立临时周转编制专户,用于补充中小学教师。

今年1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也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创新和规范中小学教师编制配备,盘活事业编制存量,优化编制结构,向教师队伍倾斜,采取多种形式增加教师总量,优先保障教育发展需要。

得到消息的马德明开心不已,多年未解决的转正和待遇问题似乎终于盼到了希望。

但眼下对于他而言,更重要的事情,是将学生新交上来的作文批改下来。

作文题目很简单——《我的老师》。

一个孩子在结尾写下:“我们的马老师是一名土里土气、但却把爱和青春都给了我们,是最可敬的人......

责任编辑:高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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