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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法律的现在和未来
2018-02-06 23:12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陈霄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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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互联网法律机构增速放缓,跑马圈地各占山头的高峰已经过去,新兴企业呈“精细化”“靠山化”;公检法等“国家队”入场;互联网法律领域的第一批出局者已经出现

 

法治周末记者 陈霄

法律人和法律界的明天会怎样?

这是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以来,一直令法律行业期待并焦虑的问题。

129日下午,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与京都律师事务所共同召开的一场研讨会试图就此问题给出答案。

会上发布了《2017年度互联网法律服务行业调研报告》。报告指出,互联网法律机构增速放缓,跑马圈地各占山头的高峰已经过去,新兴企业呈“精细化”“靠山化”;公检法等“国家队”入场;互联网法律领域的第一批出局者已经出现。

 

新时代

 

报告以目前市场上可检索到的251个互联网法律机构为分析样本,着重分析了模式创新与技术革命带给法律电商、法律自媒体、法律工具、律师培训和法律人社区这五类基本运营模式的变化,并对未来“互联网+法律”变革和发展方向进行了预测。

报告的发起和负责人陈宇说,自2014年开始,互联网法律机构上线进入上升阶段,并于2016年达到高峰,2017年新互联网法律机构数量首次少于前一年,上线数量有明显回落,但仍高于2014年以前的市场数据。

“跑马圈地各占山头的高峰已经过去。”报告指出。

报告披露了新互联网法律企业入门者的新特点,即鲜有试图建立行业巨无霸的野心,而更多针对新的细分领域。报告分析说,这可能是因为互联网法律的创业市场已到转折点,各个领域的先行者已具领先优势,对后来者构成了壁垒。

调研发现,自20168月以后,新设立的互联网法律机构几乎没有综合性的电商平台,大多数将自己定位于法律服务垂直领域的进一步细分上,以期实现用有限的资源将某一法律内容做到极致来抢占市场。

公检法等“国家队”的入场是过去一年非常引人注目的动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均发布了一系列建设智慧法院、智慧检察院的文件,加速将新的信息技术运用于案件办理过程中。

报告称,公检法等政府部门已分别以服务提供者、服务对象以及合作方的身份加入“互联网+法律”的版图中。随着官方的参与,这一范围未来将进一步扩大,其服务提供者和服务对象的双重身份将会为互联网法律领域增添一块新大陆。

 

出局者

 

值得注意的是,调研中发现部分互联网法律机构已停摆,即互联网法律领域的第一批出局者已经出现。

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这10家已经停摆的互联网法律机构中,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和律师信息的占了绝大多数,提供合同拟定服务的也为数不少。10家当中,网站已无法打开或者无法登录的有7家,包括“大律帮”“法律侠客在线”“合同家”“嘉减法”“靠谱律师”“律梳”和“御用律师平台”,而“1号律师”和“问律中国”已有两到三年未作更新,此外,“快速问律师”的APP已无法检索到。

报告指出,为客户和律师搭建法律服务撮合平台是目前被运用得最多的商业模式,该模式以客户支付的律师费分成作为主要盈利来源,且运营成本较低,但此种模式因其纯粹的“平台”性质,往往会遇到“平台”类企业相同的难题,而依托于互联网的线上交易模式使得这些难题再次放大。

10家机构从事的业务多集中在法律电商提供线上法律咨询或律师信息,该领域涌入了过多的从业者,且大部分难以与同行区分。

而为客户提供单纯的线上法律产品的商业模式,例如在线合同定制、合同审核、免费在线咨询等,客户可以自己操作获取产品并在线付款,虽然已非常普遍,但现状却不容乐观,本次调研发现的10家经营出现异常的电商中有4家采取该模式。

“单纯提供线上产品的商品模式之所以出现问题,其主要原因是产品范围的局限性。”陈宇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因为法律服务本身有别于有形产品,注定很多服务无法从线下转到线上,即便是律师认为最简单的合同定制及审核服务中,由于每一份合同因交易模式不同而均具有其个性,无法完全标准化、流程化,因此,要研究出在线快速审核合同的产品就需要更强大的技术支持,其开发成本与收益相差甚远,企业将很快面临入不敷出的困境。

目前,运营此种商业模式的其他平台纷纷对该模式进行了改良,他们多数将产品以免费的形式或者更加便宜的价格提供给客户,这样做的目的并非盈利,而是为网站获得用户和点击流量以便销售其他付费产品。

报告直指,互联网法律领域的第一批出局者已经出现,表明该领域不再是原先粗放型无门槛的状态,形势较之前严峻。

此外还有很多机构陷入经营困难的境地,报告预测,2018年会有更多的机构被淘汰出局。

 

变化

 

试想一个这样的智能系统,一个案件要诉到法院,机器给出法律环境分析,告诉你同类案件在哪个区域哪个法院风险几何;到了法院后,机器不仅可以预测案件胜败诉机率,甚至可以精准地预知类似量刑期限或者赔偿金额;在法官一端,机器提前给出了当事人画像和律师画像,让法官提前了解当事人存在的风险,甚至预测到最终裁判的执行情况;在当事人一端,机器给出了法官画像、法官关联图谱,你可以提前了解法官的观点和裁判偏好……

这并不神奇,许多功能正在实现或者已经实现。

成都数联惠法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方毫不讳言他们的“雄心勃勃”,那就是将纠纷消解于初始阶段,其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在大调解的背景下,以无可辩驳的大数据技术提供可依赖的信任机制,管理当事人的预期,消解他们对司法的不信任。

最开始的动机是法院找到他们,提到了在案多人少的大背景下,大数据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王方他们认为,诉讼的产生归根结底是信息的不对称和预期的不一致,于是试图“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来告诉他(当事人),事实上95%的案子就是这样判的,你可以选择诉讼或者和解,但诉讼是有成本的”。

这正是报告所称的为公检法服务应运而生的一批互联网法律企业之一员,总体而言,它们通常在大数据和智能语音等领域提供办案智能辅助系统,为法官、检察官书写文书,为定罪量刑提供数据和模板的辅助支持,同时推进大数据语音识别技术运用,在庭审合议庭评议等活动中全程同步记录。

报告称,相对于其他面向当事人或律师的互联网法律机构,这些为公检法服务的企业可以接触到大量有效的数据,同时因为公检法机关资金充足,有足够的付费意愿,其盈利模式熟悉而稳健。

 

障碍

 

许多参会者提到了目前互联网法律领域发展存在的障碍。

最典型的就是数据信息不足,ICOURT合伙人郑玮甚至直言,大数据在目前的技术框架下还是一个伪概念,因为所谓的大数据数据量还不够大,法律领域用的多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那3700多万份的裁判,挖掘的深度也不够多。

主要集中关注大数据的司法运用的王方认为,虽然像工商和一些经济的数据现在已经比较全了,但法律数据现在确实不全:“我们的障碍也比较大,例如数据壁垒,我们也尝试过将民政局、司法局和法院的数据打通,但是非常难。”

另一个困扰业界的难题则是自然语言的处理。

律新社CEO王凤梅将此称为“语言的鸿沟”,如何实现严谨、专业的法律语言与大众化的语言翻译,目前差距仍是难以填平。

在实践中,王方他们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对于裁判文书的分析和读取难度非常高,法律文书本身的逻辑性很强,加上使用的语言千差万别,例如“持械”就有一百多种表述,要做语言库是非常困难的,最多只能达到90%的精准度。“业内认为,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操作起来比较难的问题。”

报告指出,对于业内普遍关心的人工智能是否真的可以取代律师,目前最大的难点还是在人机语音交互上。

“行业经常讲的忧虑,律师还会不会被需要。”王凤梅坦言,目前无论是法律界还是技术界,其实都很慎言人工智能,因为现在人工智能真的还处于一个非常初级、弱智能化的时代。

正如报告所说,许多产品的智能程度实在堪忧,“互联网+法律”领域的人工智能离我们还很远。

责任编辑:高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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